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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年，《习近平关于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论述摘编》一书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。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，家庭的前途命运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。
党的十八大以来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家庭文明建设，努力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、民族进步、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，把实现个人梦、家庭梦融入国家梦、民族梦之中。
老一辈革命家之所以伟大，不仅在于他们为共和国的创立鞠躬尽瘁，为国家的建设和发展呕心沥血，同样在于他们及其后人精心培育的良好家风。低调，清廉，普通，守法，自立，诚实，正直……
为纪念建军95周年，红船编辑部与雪松控股集团旗下雪松公益基金会共同推出“家风故事栏目”。雪松控股集团作为优秀民族企业代表，秉承“坚守实业兴中国，创造价值报社会”的初心理念，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并投身于公益事业。
“家风故事栏目”，邀请老一辈革命家及革命烈士的后人们，娓娓讲述那些令人动容、心生敬仰的老一辈革命家的家风故事，通过文字、图片、音视频等多种方式以飨读者。
“有苦不说、有怨不报、有气不撒，有了困难，我们自己咬牙坚持；有荣誉我们不去争。父亲没有军衔，没有军职，没有各种纪念章，没给我们留下车子房子，只有一颗对祖国、对人民、对革命事业的一颗赤胆忠心。而我的妈妈更是如此，她就这样坚持苦苦等了一年又一年。这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隐蔽战线战士的家风。”刘光典烈士之子刘玉平在接受红船编辑部采访时说道。
“1949年，父亲去了台湾，母亲才26岁，从此便独自拉扯着我们三个孩子长大，直到32岁那年，因病逝世。”那年的刘玉平，刚满7岁。但母亲身上传递出的咬牙坚持、没有任何埋怨，以身作则地影响了他的一生。1950年，组织安排刘光典赴台湾取回情报，担任交通员。父亲先赴武汉，后到香港，再下台湾，担心妻子无法联络到自己，刘光典寄来了一封信：我要到一个遥远的地方做生意，顶多一两年就回来。如果你们找不到我，我那时候会用刘芳这个名字登出《寻人启事》。两年的期限一到，母亲王素莲便迫不及待地让大女儿去买报纸，“姐姐每天都抱来各种报纸，在《寻人启事》那栏翻来覆去地找‘刘芳’这个名字，但一次也没找到过”。冬天大雪纷飞，夏天雷雨交加，许多个漫长的夜晚，王素莲拖着重病，独自幻想着门突然被打开，高大英俊的丈夫终于回来。四年的幻想，伴随四年的幻灭，没有等来丈夫，却等来丈夫疑似“叛变”的消息。为更容易监视刘光典一家，王素莲带着三个儿女，被迫搬进了北京市北新桥王大人胡同观音寺21号院，小院东侧的十平方米小屋便是住处。“组织什么也没说，但我们的居住条件一下从天上掉到了地下，院子破败不堪，生活费也很少给了，母亲就感觉出了大事，家中也不再像从前那样，变得少有人光顾，我们变卖家产，日益穷困。”承受着精神和身体双重压力的母亲一病不起，哥哥姐姐均要上学，时年6岁的刘玉平便担当起了照顾母亲的重任。“我哪里会做饭，医生叮嘱不能放盐，我就用白水熬点儿粥，做得很难吃，母亲本身没有胃口，饭就吃得更少了”。即使生活潦倒至此，但刘玉平从未听到母亲有过半句怨言。到了1955年10月，没有等到丈夫归来的王素莲，留下三个孩子，于北京同仁医院逝世，年仅32岁。“我母亲一直默默忍受着各种困难，在一个拥有钢铁般意志的隐蔽战线的战士的背后，默默支持着他的工作，等待着他的归来”，刘玉平有些动容，“所以我的母亲同样是为了祖国的统一，台湾的解放，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。我永远感谢记住我的母亲，她不但给了我生命，还给了我信仰，教会我坚强。”母亲逝世后，刘玉平姐弟三人，开始长期找寻父亲下落。终于，1991年，春节前的一个晚上，父亲所在单位的几位同志，将刘玉平姐弟三人召集到一起，正式传达一重大消息：刘光典于1949年全国解放前，为了台湾的解放，离开妻子儿女奔赴台湾从事地下工作，后被叛徒出卖，不幸被捕牺牲，年仅37岁。在组织安排的盛宴上，刘玉平的姐姐不住流泪，但他自己却是欲哭无泪，“这么多年，无论遇到什么，有多难过，我都很少掉眼泪，不流泪，不屈服，我就是这么一个性格，有些文章说我掉眼泪，那都是假的。”同样，在不断寻找父亲足迹的过程中，一个有气节、坚毅的伟岸形象跃然于纸上，这让刘玉平很自豪，也愈发向父亲看齐。1946年，刘光典加入共产党，出于情报工作的需要，刘光典将多年积攒的四十余两黄金全部捐献给党，“我母亲听到父亲要把这么大一笔钱捐献出去，毫无怨言，她相信自己丈夫做的工作是为了党和人民。”1949年5月，刘光典再次面临重大选择。为能在1950年成功收复台湾，组织安排刘光典赴台湾取回情报，担任交通员。但另一方面，新中国即将成立，一家子终于能过上安定幸福的生活，此番赴台必定凶多吉少。常年随丈夫在外奔波，时刻面临生命危险，好不容易即将安定，丈夫却要远行。作为一个身患重病、家有三幼子的女性，王素莲虽深爱丈夫、需要丈夫，但了解丈夫志向如她，这次也一如既往，选择深明大义。“临行前一晚，我母亲默默给我父亲收拾行李，把衬衫洗得干干净净，叠得整整齐齐，第二天一早，一辆小车把我父亲接走了。从此以后，母亲就拖着重病，带着我们三个孩子，在家中苦苦等待着丈夫归来。”刘光典赴台后，组织对其一家子颇为照顾，“我们搬到一个条件非常好的四合院儿里，家对面就是刘伯承元帅的帅府，每个月给我们送很多钱，根本花不完，母亲就买成了抗美援朝的债券。”邻居家新搬进了一位孙姓女士，大连人，来北京读书。一次王素莲看到孙女士在屋檐下哭泣，一问才知，孙女士生活颇为窘迫，王素莲便笑着承诺道，“我来照顾你”。在王素莲的帮助下，孙女士得以继续在北京读书、毕业，直至成家、立业，慢慢失去了联系。“直到前几年，《北京日报》用两大版面登了我父亲的事迹，孙女士看到了文章，发现刘光典与王素莲的孩子还在北京，就让她的女儿找到了我，我这才得知这段往事。”几经辗转后，2017年，孙女士之女终于找到了刘玉平。“我们在一个咖啡厅里见面，她眼泪汪汪地告诉我，她母亲让她来表达谢意，说如果没有我母亲当年对她母亲的照顾，可能就没有现在的她。”记事起虽从未与父亲谋面，但在亲人的讲述中，刘玉平得知父亲对待长辈颇为孝顺。“他什么事儿都得跟我奶奶讲，我奶奶不同意的事儿他不干，而且他挣的钱经常给我奶奶花，他对岳父也很好，看到我姥爷穿的鞋不好，便给我姥爷买了双皮鞋，那个时候的皮鞋可不便宜。”1949年平津战役，刘光典将情报带到了大连，大连恰好是他的老家。送完情报后，好不容易回家一趟的刘光典，给老家的人带了不少礼品，还带来一部电影放映。那次的电影是“保尔·柯察金”，“老家的人印象都特别深，因为放到一半，电影就断了”，刘玉平笑到，“我父亲就和乡亲们讲，他是跟着毛主席、朱总司令干革命的，以后有什么事儿可以找他。”刘玉平和哥哥姐姐一起，连续十余年资助着广西一位穷困学生，除了每月资助生活费，他们也先后赠与了学生三台电脑，对方也不负所望，去年考上了山东大学考古系的研究生。“尽我们所能，帮助有困难的人，做一些善事。因为我们的父母就是这样的人，所以我们今天也要这么做。”程序编辑：朱向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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